1989年11月,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城发生过埃博拉病毒事件。这个小城位于华盛顿特区以西24公里处,晴朗的天气里人们都能在雷斯顿城的高层建筑上望见华盛顿纪念碑那米的尖顶。这里的灵长类动物检疫中心接收了100只从菲律宾进口的食蟹猴。没过几天,两只死亡。理论上,少量动物死亡是很常见的。令人不安的是,不到一个月,又有29只猴子死亡。随着猴子死亡相继增加,科研人员渐渐逼近真相:猴子感染了一种未知的病毒。在大量研究下,他们认为这是埃博拉病毒。然后,美军出动将大楼封锁,所有动物处死。幸运的是,在目前已知的五种埃博拉病毒中,这种雷斯顿型亚型只感染灵长类动物,让人类逃过一劫。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纽约客》驻北京记者。这本书讲述了我驾车漫游大陆的经历。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的《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所发生的重要的变化。《寻路中国》是我的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如前两本书那样,它研究的核心议题,但并不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它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人的经历来展现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一点点展开。这三本书横跨了我的十年,从1996至2007。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历史上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经济实现了腾飞,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更重要的是,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中,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2001年,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