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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

发表于:2017-01-12 06:57:48   

      

      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

      太虚法师要建设的人间佛教极力排除后代佛教宗派法派的影响。他说:“吾不为一宗一派之徒裔”,主张力行菩萨道,直学佛陀,以佛陀为导师。“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人类的思想文化史上,大凡处于文化变革时期,为了建构新的文化,往往要寻求原创性的思想家与思想资源。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文化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古印度诞生了释迦牟尼、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等。这些人被称为原创性的思想家,其著作被视为文化“元典”。释迦牟尼就是佛教原创性的思想家,其教义是佛教文化的元典。太虚法师追寻原始佛教的本来面目,破除将佛陀神灵化的迷信而崇拜佛陀人格教化,体现了对佛教原创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蒙思潮一致的思想内涵。

      与关注“人”、“人生”相应,人间佛教也关注现实生活,这是对“人”的关切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太虚法师指出:“向来之佛法,可分为‘死的佛教’与‘鬼的佛教’。向来学佛法的,以为只要死的时候死得好,同时也要死了之后好,这并非佛法的真义”。他说:“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先倡导人生佛教,后来又明确提出建设人间佛教。太虚说,人间佛教不是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者都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人间佛教,并非人离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人间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虚指出,佛法并非教人隐遁现实社会,教人不做事,去享受清闲的生活,而是教人应该对于国家、社会知恩报恩,所以要每一个人都要谋正当职业,如农、工、商、学、政、法等。不应当谋不正当职业,“发生害命,败坏社会风俗等”之类的事是不可以做的。显然,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教人要对社会、国家有积极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

      太虚法师还对“学佛”作了与前述思想相应的解释。他在《人生的佛教》中说:“学佛,并不一定要住寺庙做和尚、敲木鱼,果能在社会中时时以佛法为轨范,日进于道德化的生活,就是学佛。”后来,他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中又说:“学佛不但不妨碍正当职业,而且得着精神上的安慰,做起事来,便有系统而不昏乱,在平常人做不了的事,若学佛就能做了。明白这种道理,佛法不离世间法,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若能如此学佛,方称为真正学佛。”太虚法师还发表《职业与志业》一文强调说,“一般广泛的佛教徒”不要存学了佛不做事的念头,“要一方面勤于职业,一方面研究佛法。”据说此文造成很大的反响,“当时有过一班职业青年组织了佛教利济会,曾作过热烈的运动。”不仅如此,太虚法师还主张僧人可以适当参加工作。他在《海潮音》上发表《人工与佛学》一文说:“僧众对于资生事业,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上,都可以工作,不妨仿效半工半读的性质,并引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精神,证明我们要以自己的劳力取得工资,把剩余的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可见,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主张是试图将出世的传统佛教改造为积极人世的佛教,成为促使社会进步的一种助力。从事文化启蒙运动的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关注现实生活,参与现实生活。应该说,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中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精神与近代新文化启蒙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精神是一致的

      “人间净土”是人间佛教思想中一种理想而美好的社会(或世界)蓝图。太虚法师批评那些为了逃避现实而修净土者。他指出:“近之修净土行者,多以此土非净,必须脱离此恶浊之世,而另求往生一良好之净土。然此为一部份人小乘自了之修行方法,非大乘的净土行。”他说,这与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环境不好而“艳羡美国之丰乐”要求脱离中国国籍欲加入美国籍没有什么两样。太虚法师认为,造成这种想法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意志薄弱,也可能与他们不明了佛教净土的所以然之理有关。然而,一切事物无不从众缘时时变化的,而推原事物的变化,其出发点都在人们“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既然“人人皆有此心力,即人人皆已有创造净土本能,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之胜愿,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土,固无须离开此龌龊之社会而另求一清净之社会也。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应该说,太虚法师这一“人间净土”社会思想的提出才真正使佛教贴近现实生活,贴近现实社会。佛教才真正有可能走出鬼教、神教迷雾的笼罩。更重要的是它解决了将佛教的终极关怀从彼岸搬回此岸的理论问题,使佛教在理论上实现了由传统向(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而这一转换与中国近代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走向是一致的。

    摘自《闽南佛学》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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